文明的衡量

编辑:这个网互动百科 时间:2020-01-28 13: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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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国际学术界围绕文明如何兴起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对于当今西方世界为何如此强大这样的问题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被冠以“大历史”(big history)的问题自然也会引起国人的兴趣,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诞生地,曾经辉煌过,强大过,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却日渐式微,令人遗憾地衰落了。
经过最近30多年的追赶,中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跃居全球第二,这让不少国人感到欢欣鼓舞。于是,幻想民族复兴,再次跻身强国之列,似乎成为这个时代的集体梦想。但在实现这种强国梦之前,首先要澄清一些基本问题:经济总量和文明程度是怎样的一种传递关系?物质上的富足是否可以转换成为文明的内容?越富裕就越文明吗?
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新书《文明的衡量:社会发展如何决定国家的命运》(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为我们思考上述问题提供了养分。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一种全新的角度解释西方文明的兴起,采用定量的方法衡量不同社会的长期表现。为比较不同时代和地点的社会,莫里斯构筑起一套社会发展指数,进而对上个冰川世纪结束以来1.5万年的东西方国家进行全方位扫描,时间跨度之大令人震撼,这不难理解,因为莫里斯本人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考古学家。
中文名
文明的衡量
外文名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
作    者
莫里斯著
国    籍
[美]
《文明的衡量》
[美]莫里斯著
从方法上看,莫里斯的灵感其实源于联合国的人文发展指数(HDI),只是做了些调整。莫里斯认为可以从四个维度衡量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即人均能源捕获量、社会组织能力、信息技术和作战能力,同时需要结合考古的、历史的和现有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
在莫里斯看来,上述四个维度能够很好衡量文明的水平和演进,因而极其重要。例如,能源捕获和信息技术被认为是一个社会能否获得现代性的唯一途径。莫里斯还特别强调社会发展的意义,认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社会综合运用物质条件和智力水平将“事情办妥的能力”。公元前4000年前出现的灌溉系统以及之后出现的航海技术都是社会发展的早期形态。当然,莫里斯并不是一味的地理决定论者,在他看来,地理因素决定了社会如何发展,而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赋予了地理新的意义。
《文明的衡量》围绕过去上万年全球文明重心的迁移,以及东西方轮流主宰这个世界等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对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诸因素进行了定量描述,以此掌握文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进,获得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结论。作者雄心勃勃地试图平息世界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如莫里斯断言,自从上次冰河时代结束至今的90%的时间,这个世界最发达的地区其实一直位于欧亚大陆的西端。这显然与许多历史学家普遍接受的发展脉络相左,因为后者认为,在大约1200年的时间里,即从公元550年至1750年,东亚地区一直是这个地球上最发达的区域。仅仅在18世纪后期,当欧洲西北部的人开始使用化石燃料之后,西方才一跃而起,成为文明的领头羊,继而开始统治这个世界的。
莫里斯这本专论文明的书,对于拥有古老文明的中国会有什么启发呢?有学者测算,即使本世纪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中国的人均指标与发达世界相比仍相距甚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软实力”仍远远落后于美国等西方强国。软实力被广泛认为是决定文明强弱的关键因素,主要由科技创新能力打造。由于创新能力非一日之功,涉及到虚虚实实等诸多环节,因此,中美由软实力决定的文明差距恐怕还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那些关注大历史的人看来,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就尽管举世瞩目,但不可盲目骄傲。一方面,30年的时间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着实太过短暂,而以文明演进的角度,几十年的光景也不过白驹过隙;另一方面,如果检讨和反思我们过去30多年的发展模式,如过度消耗资源,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等等,那么,这种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式的发展模式不要说再持续百年,即使再维持10年估计都够呛,指望这样的发展模式孵化出未来中华文明的形态恐怕也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尽管短期内物质财富可以提高,人均生活水平可以改善,但文明的“生产”却未必能够与此同步。虽然中国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说,但现实表明,仓廪实人们未必知礼节,衣食足也未必知荣辱,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不文明现象。如中国式过马路,这几乎成为“中国模式”的一个注脚:缺乏普世性,难以被他国复制和输出,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抬上桌面。或许这些现象在那些专事大事件的历史学家眼中太过于琐碎,不值一提,但细想起来这些现象的背后其实都隐藏着与文明相关的宏旨,有谁可否认他们不是文明的刻度?
我们知道,文明其实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高度结晶和浓缩物,既有无形的如文化领域的内容,也包括有形的如物质方面的积累。文明的传播自然离不开物质的载体。尽管物质财富的积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文明的传播,但就当今世界而言,文明要具影响力和渗透力,要能传播,还必须首先具有被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众乐于接受的属性。越是先进的文明,这一点表现得愈是突出。
或许莫里斯等学者可以关注和研究一下当今中国的情形:一个古老文明遭到“文革”重创,元气大伤,在物质财富逐渐增加的同时,如何尽快恢复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打造出具有竞争力的文明新形态。精神层面改善和物质财富方面的积累出现了不同步的情形,这种不一致会产生什么后果?我们目前的文明形态是否会损害物质财富的成长?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亟待澄清和解决的问题。
莫里斯预测,21世纪全球势力和财富将由西方转移到东方,非常类似于19世纪东方向西方转移的情形。然而,预测毕竟不是事实,如何不让预测成为一种难以解释的悖论,就如同20世纪以来许多学者都认为18世纪的中国最有可能发生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一样,但愿未来世纪的人们在提炼中国本世纪的文明演进时,不再遭遇那些“本该出现却未出现”的费解情节。[1]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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